作者 | 杨闰然
编辑 | 何子维
在全国经济的棋盘上，近年来，山西始终徘徊在末端。而在山西的市域格局里，阳泉更是把这份尴尬推向了极致——这座曾因"小上海"的名头挺胸抬头的工业之城，如今落到了山西的最末席。
在山西的地市图谱里，"煤城"阳泉是面积最小的地级市，号称"晋冀要冲"、山西的"东大门"，境内多山。其产业转型升级之路要对抗"多山劣势"，以及整个区域经济的惯性。
在这样的发展困局中，阳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（以下简称"阳泉高新区"）靠着仅占全市 1.7% 的方寸之地，贡献了市区 65% 的发展空间，迸发出一股能量。而在这片空间中，始建于 1924 年的阳泉阀门厂，一家历经百年风雨的老国企，正迎来它发展历程中最具活力的时光。
阳泉阀门的专利产品城市煤气快速启闭闸阀
2025 年 7 月 7 日下午，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，要把握市场需求，加强科技创新，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。
从 33 亩老厂区到 80 平方公里新生态，从煤气阀门到氢能装备，阳泉阀门这些看得见的变化背后，最动人的不是那些亮眼的经济数据，而是在制度约束下依然涌动的改革热情。
阳泉阀门展示的两张老照片里，一张是 1968 年工人穿梭在简陋的厂区，另一张是一座崭新的厂房正生产着来自全球的订单——这两个相隔数十年的场景，在阳泉阀门的新厂区完成了奇妙的叠印。
这家历经了计划经济辉煌、市场经济阵痛与国企改革洗礼的老企业，如今正以"专精特新小巨人"的身份角逐全国乃至全球的阀门市场。数据显示，公司生产的低压大口径煤气阀，市场占有率高达 60% 以上。其背后折射的，是一个山西地方国企的艰难转身与生死突围。
阳泉阀门生产车间一角
阳泉阀门曾一度面临严重的生存困境，直到 2021 年启动"退城入园"计划，阳泉高新区仅用半年就完成了从土地划拨到厂房建设的全流程服务，6000 万元的配套投资精准落地，为这家老企业腾出了转型空间。
这也成为了阳泉阀门重生的起点。2021 年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，高新区以 60% 持股比例介入，形成了"管委会主导 + 市场化运营"的新型产权结构，直接带动了阳泉阀门产值增长 50%，专利数量同比翻番。
更重要的是，地理空间的转移带来了产业生态的重构——在阳泉高新区的对接下，与全国唯一开设阀门专业的高校——兰州理工大学的产学研合作，以及高新区资金的精准注入、科创中心的技术扶持，都以新厂区为节点形成了一种协同。
海外市场的突破也很具启示性。阳泉阀门在国外的订单虽数额不大，却标志着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开端。这些经历印证了完全竞争行业的生存法则：拼质量、拼价格、拼创新。
工人在装配成品车间内吊装产品
而整个过程中，阳泉高新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微妙而关键。除了通过对接更多资源为企业铺路，阳泉高新区的制度调整也令其内部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韧性。
"如果按老规矩，我这辈子顶多就是个科长。"阳泉阀门董事长杨亚蓉对南风窗表示，她的话里透露出感慨和庆幸，此前她在阳泉高新区担任产业经济部部长。
这场以领导班子任期制、全员岗位聘任制、绩效工资制，以及专业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为方向的"三化三制"改革，打破了高新区的行政壁垒。更具革命性的是人事制度的重构——全员竞聘上岗的机制，让一批像杨亚蓉这样的体制外干部得以凭借能力跃上管理岗位。
"三化三制"改革是一场多年前始于山西的制度实验。
看上去，专业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，这三个词构成的改革坐标系，似乎与山西煤炭大省的厚重底色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在地方落实的过程中也曾面临诸多阻力。
2019 年 2 月，深化"三化三制"改革的议题在高新区被郑重摆上台面。阳泉高新区党工委委员张宏妹，是这场改革的全程参与者。在她的回忆里，当时体制积弊太深，打破大锅饭很难，但又必须推进机制体制创新。
彼时的创新焦点，集中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机构——绩效管理中心。
绩效管理中心刚成立时，张宏妹作为中心主任，心里是打鼓的：四个人，一间办公室，要撬动运行了几十年的管理体系，"简直是天方夜谭"。更难的是，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不一样，"企业能随便开人，这里都是在编的，要动谁都得掂量掂量"。
绩效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部门进行月度考核
他们借鉴企业绩效管理的思路，但又必须适配机关事业单位的土壤，要把模糊的"工作表现"转化为可量化的指标，还要让习惯于"论资排辈"的干部们相信：不论是干部任用体系，还是薪酬绩效发放，都关乎对业绩的精准度量。
一系列制度被坚决执行，以往中层干部的晋升机制也被彻底颠覆。"机制体制改革后，很多人都不敢当部门负责人了，怕干不好被拿下，很丢人。"张宏妹的描述里带着些许反讽，却道出了最真实的变化。大家的谨小慎微，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机制体制改革的敬畏。
还有更深刻的变革发生在年轻干部群体中——三年时间引进的 80 多名研究生，如今已在各部门占据重要岗位。高新区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，从改革前的 45 岁以上，降至了 35 岁。
比如 1990 年出生的赵宇姝，正是这场变革的鲜活注脚。2020 年，这位工商管理硕士以人才引进的身份叩开产业经济部的大门，仅一年，便以科技创新中心副职的身份推动 2 家孵化器、4 家众创空间晋身省级平台。至 2025 年初，三年光阴让她站上了产业经济部负责人的岗位。
这些内部人事制度的调整，与"三化三制"改革的初衷形成了呼应。专业化要求打破论资排辈，市场化要求激活人才流动，国际化则要求拓宽用人视野。这些曾经停留在文件上的抽象原则，变得具象、鲜活。
正在进行的市场化公开选人用人
当我们详细了解背后这些制度创新的过程，再来回味前文提到的，阳泉阀门公司董事长杨亚蓉那句发人深省的感慨，"如果按老规矩，我这辈子顶多就是个科长"。如今的她，已然被改革的浪潮推到了更广阔的舞台，完成了一场身份的蜕变。
阳泉高新区在内部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晋升通道，让实干者能看到成长的阶梯，但南风窗记者却被告知，外部循环的梗阻让这一改革效果大打折扣。
通常来说，体制机制的梗阻，最终都指向两个核心命题：制度设计的弹性不足，与人才流动的渠道淤塞。
在采访中南风窗了解到，高新区的干部群体，多是在招商一线、项目工地摔打过的"经济特种兵"。他们的业绩单上写满了项目签约额、亩均税收等硬核数据，但个人成长空间却被限定在高新区的框架内。
更微妙的是人才流动的"马太效应"。市级党政机关的优秀干部对高新区的岗位多持观望态度，并非忌惮高强度的工作节奏，而是担忧转入事业单位后，仕途会遭遇"玻璃天花板"。偶有来此"镀金"者，也多在积累履历后便转身离去，难以形成持续的人才沉淀。
在区域经济的棋盘上，高新区始终是个特殊的存在，它往往兼具市场化运营、公共服务与产业引领等多重使命，却在传统体制的惯性中时常陷入困境，比如传统管理僵化、盈利能力薄弱等。
"我们是山西省的最后一名"，在南风窗的采访中，几乎每个人都会提及阳泉的城市经济排名。他们的语气里没有掩饰失落，但更多的是不甘。他们在努力寻找弯道超车的机会，就像在绩效改革上找到突破口一样。不过，转型的惯性远比想象中强大。
以前的高新区叫"开发区"，2020 年更名。在此之前，开发区给人的印象是"卖户口、房地产、卖地皮"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像样的项目落地。
"阳泉是山西的缩影。"阳泉高新区管委会的办公室里，党工委委员、管委会副主任李志华对南风窗感慨转型之路很难："无论是产业结构还是发展状态，都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。"在他的叙述中，这座城市的转型已经是一场持续了多年的系统工程。
开发区的发展史，本质上是一部要素集聚的突围史。阳泉高新区的前半程，几乎都在为弥补基础要素短缺而奔跑，比如打造平台。阳泉作为典型的山城，打造一亩土地大约需要 70 万元，而工业用地出让仅 30 万元，每亩倒挂 40 万元。
当南方开发区已在讨论产业链生态时，这里还在解决"地等项目"还是"项目等地"的基础命题。阳泉高新区科技创新中心主任韩俊杰也对南风窗表示："我们是在做亏本买卖，但不做就没有未来。"
前期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也让高新区形成了极大的资金压力，但 2024 年的数据给出了转型的信号：新引进项目的税收贡献占比首次超过原有数据，投资结构从"基建主导"转向"产业主导"。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转身，背后是近五年持续抓产业培育的定力。
招商的艰难具有普遍性。在高新区，美国公司的项目曾因中美关系恶化而搁置，低空经济这类未来产业的合作谈判也因资金支持不足历经波折。招商的差异化在哪里？怎样才能让企业甘愿把根须扎进这片土地？这些都是盘旋在他们心头的问号。
招商公司外出考察招商
"招商就得替企业算账"，这是李志华琢磨的招商经验。相比在老地盘，企业在这能省下多少钱，往后又能挣多少钱——用这种以企业为中心的思维，取代传统的政策优惠比拼。
服务加持下的落地速度，成了当地招商版图上，硬生生凿出的一道护城河。那家生产六氟磷酸锂的上市公司多氟多，在考察了 18 个城市后最终选择在阳泉扩产，并非偶然。它正是看中了阳泉高新区的整体服务效率。年产两万吨的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项目从签约到开工，只用了短短两个月的时间。
产城融合的探索，则让阳泉高新区站在了更高的坐标系上。诸多南方城市的开发区的经验都印证了，产业与城市共生共荣的必然逻辑。高新区也想为北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，蹚出一条产城融合的本土化路径。
当一群干部在"既要又要还要"的多重压力下，硬是把产业投资的曲线拉成向上的斜率，当他们在社会职能"剥离——收回"的反复中，依然坚持产城融合的长远布局——这些实践本身，构成了改革最珍贵的火种。
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从来不是一场告别，结构性矛盾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。关于发展问题的答案，或许就藏在那些仍在坚持的人们手中。
本文首发于《南风窗》杂志 2025 年第 19 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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